这份报告涵盖收集自11个国家的1133份问卷，超八成受访者认为，公共卫生危机结束后，应销毁在非公共空间内搜集的人脸信息，超七成受访者希望减少不必要的人脸识别应用场景。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生活后，受访者普遍认为，应削减出于应对危机需要采集的人脸信息和部署的人脸识别应用。

针对此，报告撰写方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曾毅接受新京报专访表示，人脸识别等自动检测技术在防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仍然存在若干类风险，很容易泄露隐私。应倡导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技术支撑建立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与防御体系，人脸识别可以作为其中辅助技术之一，但同时应最大限度减小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与隐患。

这份《人脸识别与公共卫生调研报告》由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发布，是两家研究机构共同发起的 “人工智能与健康社会系列调研” 第一期。

个人愿为公众利益让渡舒适度 但不是让渡隐私

新京报：这份报告显示的情况，能说明中国人对人脸识别的接受度有何特点？面对人脸识别带来的便利和安全，受访者多大程度愿意接受让渡个人隐私？

曾毅：这份报告主要聚焦在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态度。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人脸识别接受程度会随着防控公共卫生危机的需求而提升。

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在新冠期间，公众已经感受到了人脸识别、密切接触者追踪等相关技术与应用对疫情防控的作用；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公众认可保障公共卫生应急防控先于个人喜好，能够为了最大化公众利益部分让渡自身的舒适度。

然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让渡不是对个人隐私的让渡。相反，这种让渡是以能够保障隐私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此外还需要指出，即使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仍有半数受访者不同意使用人脸追踪所有人轨迹。这反映出公众的接受程度是理性的。

新京报：全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期间数据隐私的政策，比较有效的、值得借鉴的做法有哪些？

曾毅：各个国家秉承的原则是相近的，共性及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最小化原则，即必要性仍然是出发点，且相关数据不应分享给与疫情防控无关的机构和个人。疫情结束后建议不保留相关数据，或在知情同意情况下仅用于研究目的。

不鼓励人脸识别作为唯一有效的识别追踪方式

新京报：报告提示无论是疫情本身还是本次调研，都凸显了应加强技术驱动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与防御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是否意味着，类似此次疫情中广泛的人脸识别等AI技术，在正常情况下也应扩大应用，防范危机？

曾毅：人脸识别技术目前仍然存在若干类风险，例如其中包含生物特征信息，在没有严格的政策和技术保障限制下，很容易泄露隐私。再例如，目前几乎所有人脸识别系统都无法万无一失地应对自动对抗攻击算法。因此，应倡导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技术支撑建立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与防御体系，人脸识别可以作为其中辅助技术之一，但同时应最大限度减小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与隐患。

如果疫情无法很快过去，且不能确保在各个环节使用的人脸识别技术的安全性，应为建设常态化的卫生危机与预警防御体系寻找更为合适，更为安全的部分替代方式。

新京报：调研中83.6%受访者为本科以上人群，报告也提到可能会一定程度影响结论的普遍性，你预计会有怎样的影响？

曾毅：应从两个角度理解这个数据。一方面，由于学历、职业分布不均，调研结果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学历和工作背景相关人群的意见。另一方面，受访者本科以上人群占大多数，这类人群对人脸识别技术及其风险有一定认知的可能比例较高，这有助于回答问题更为理性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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