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青年是什么样的？
历史上，青年这个意象曾以革新、进步、苦闷的面貌出现。到如今，他们被不断拿来研究，你时不时就能看到，第一批 90 后怎么了，这届 95 后又怎么了，现在的 00 后都已经怎么了。
一个现象是，如今的青年，20 岁成天浸泡在内卷、韭菜、打工人、系统、鸡娃、海淀妈妈里，21 岁就开始养生、关心养老、担心失业、忧心忡忡会不会错过下一个房价币价的风口，中年危机大幅提前，老年焦虑也在 20 多岁的青年群体里强势萌芽。换言之，全年龄段的烦恼正在被压缩在这一代人身上。在年轻人之间，这种烦恼不分代际， 80、90、00 后的身上都有体现。
比起靠与生俱来的身份、按 10 年一代来划分人群，把“沉浸在‘全龄焦虑’”的一整代青年，称为“催熟一代”，似乎更合适。
我们试着总结了他们的一些特征。其中一些是暂时的，是当下社会现实的反映，有些曾经、正在也将在未来影响更多青年。
当代沟越来越小：承担成年责任的时间，被大幅推迟的一代
最早，“代沟”（generation gap）这个词因为受到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推广而传播开来，用来描述 1960 年代全球左翼浪潮的青年和他们的长辈之间因为难以弥合的分歧而“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的局面。在成为流行概念之后，也就催生了诸如 80 后、90 后这样的分类方法。但不仅米德自己怀疑这种说法过于夸大，如今看来，“代沟”似乎也正在消逝。
这种趋势在年轻人中间尤其明显。一方面，童年正在缩短。因为互联网，95 后 00 后 10 后接触了大量和成年人相同的信息，各种竞争都催着孩子早点成名早点成熟，言行举止成熟、什么都能侃侃而谈的 00 后比比皆是，而另一方面，kidult（行为举止和思维习惯都像孩子的成人）则在不断蔓延，30 多岁里也有大量“大龄顽童”。
对应地，一种介于“青少年”和“成年”之间的状态更加普遍，而人们将长期地处于其中，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不足，但也不是社会意义的成人。社会学把它称为“青年期”，也叫“成年过渡期”，在后工业社会，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人们承担成年责任的时间经过了明显的推迟。
2015 年的一项经典研究证明了这个趋势。美国社会学学者 Frank F Fursternberg 把离家、完成学业、结婚、生育、全职工作及经济独立作为成年门槛，结果发现，在 1960 年，大约有 75% 的人在 35 岁前进阶为成人，而到 2010 年，无论男女，达到门槛的人数都经历了锐减——男性降到 42%，女性也降到 55%，而在 25 岁能够“长大成人”的男女分别只有 8% 和 16% 。
到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过去不同人生阶段的烦恼提前，20 岁忧愁的事与 30 岁的没有本质区别。
当“消费者”成为青年的最大身份：“穷”成了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问题的一代
如果留意“青年”“Z 世代”“00后”出现的场合，就会发现这些词汇常和“消费”一同被提及。在各种青年观察的报告中，他们被认为具有一些颇具潜力的消费特征——超前消费、个性化、购买力强大……对于商家来说，年轻人的消费欲望是最有潜力可挖掘的。
媚青媚的是消费力，只不过靠消费获得的身份是不稳固的——如果不消费，就会从资本的视角被逐出，被认为没有价值。齐格蒙·鲍曼在《工作、消费与新穷人》中写道，“当代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担任消费者；生产者的角色属于次要而局部”。在“穷”被视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问题的前提下，对于作为社会核心的年轻人，消费几乎成为一种义务。
而在中国，年轻人消费身份的获得是因为在 4-2-1 的家庭结构下，以 00 后为主的第一届“独生子女二代”能够从六个长辈那里得到资助。
但社会对于成年的定义一向离不开经济独立，按照这个标准，这代人将长期处于成年过渡期，不足以真正够到“成年”的标准。
当“不确定性”充满青年的未来： “运气”开始重新被重视的一代
这一代人自小就接触到全年龄段的焦虑，自己还没长大，从育儿到养老的危机就推到面前，然后发现自己对这一堆烂摊子没有还击之力。
贫富差距加剧、代际间不平等已经构成了如今的社会现实。他们能接触到全年龄段要焦虑的事，被资本不断拿来后浪研究和消费，但是本身没有太多的资源，而且赶上阶级固化可能最严重的一个时期。
根据腾讯《00后研究报告》的数据，从 1990 到 2000 年代，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在大部分收入阶层都出现了下跌。而这是被年轻人意识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运气”开始被重新重视（相比八九十年代的青年，流行的还是“努力和吃苦，就能成事”的叙事），他们用“欧皇”“非酋”区分好运、坏运，对应的还有“脱非入欧”“想做北欧人”。
房价高企，薪水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对房产权的执念普遍存在。唯一跨越阶级的方式是消费更高端的产品。社会结构的困境包括：结婚率低、出生率低、经济增速放缓、老龄化，养老、医疗、户口都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自己这代人常常作为问题被提出来。于是一种全方位、令人窒息的贫困感扑面而来。
这个时代也助长了“对标式贫穷”，一种相对的、贫穷、匮乏的感受。影视剧和社交网络中，中产、富人的生活方式才构成了生活的基准线。当这些人大批量地出现在视野中，发现自己奋斗 30 年抵不过别人 208 万的日薪，很难不产生幻灭感。
如同作家唐诺所说的：富人拉高了穷人的视野跟对生活的期待，这个社会的破坏方式并不来自于有些人会饿死，而是这些人被提起的欲望、被这个社会的系统所编织起来的生活方式，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当一切都在被量化、公式化、方法论化：讲究投资回报比的一代
因为“个人选择自由”的多价值，对价值的思辨反而更少，而整个社会依照一种精于计算的模式高速运行，永不停歇地追求效率、成绩、地位、更高级的商品。
越来越多人把人生当作策略游戏。在有限条件下，精打细算，小心翼翼地做出抉择，过一种保守而有效的最优解人生。对“高效”的追求渗透到生活里的每一步走路、每一口午餐，一切都在被量化、公式化、方法论化。在一个经济计算甚嚣尘上的世界里，能预测并控制他人成了一项德行。
作为学生，一考上大学没多久就开始备考考研，选择容易拿高分的的课，选择容易作为跳板晋升的工作机会，能保研就保研。毕业之后，想要一个金饭碗，在风险世界里把安全系数拉满。据端传媒报道，2019 年北京大学选择就业的毕业生中，约有 42% 进入体制，2000 多名签了三方协议的学生中，到民企就业的人数只有 2015 年的一半。
越来越多的关系止步于“接触”，而达不到“关联”。譬如在城市生活中，每个人与客服、外卖员之间都构成了一种陌生、机械、可能没有任何感情的日常关系，它类似一期一会，但本质上更为残忍——我们知道他们困在系统里，但还是经常埋怨他们不够快不够好。
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变得短暂易逝，越来越多人使用交友软件，各路大 V 营造出的美好生活把择偶标准不断拔高。爱情往往死于无休止的自由选择和完美主义。伊娃·易洛斯在《爱，为什么痛？》中将此归咎于爱情的过度理性化和选择套路的普及化。
当工作不再是目的，而是永无止境的手段：对工作倦怠的一代
2020 年底，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在各地点映，流水线上重复劳动的麻木感引起城市白领的巨大共鸣。十多年后，这群以发型寻找存在感的打工青年头一遭不再成为嘲讽对象。
马克思在解释劳动的异化时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然而，异化的劳动却让人感到劳动是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工人在这种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遭受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如今，这种对劳动的疲态在年轻人中传染。一方面，大系统让人感到微不足道，手上 PPT 和报表完全是为了应付差事，成绩属于公司，自己只是系统中的一个小零件。另一方面，个体也成为一个封闭系统，每个人深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断放大自我，扩大感受。
人类学家项飙认为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异化”，他说，“今天的异化，塑造出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个体，这个巨大是说，在生活中只看到自己，觉得自我的主体性、个体性，从生活和感受的范围来讲是宇宙中心，但在工作里又是非常渺小的”。
以往那种创业精神好像不再提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几乎毋庸置疑的大厂叙事，而这构成了整个 95 后毕业后的范围。在更大范围里，工作也从“天职”“志向”一步步变成“饭碗”乃至“帮助摆脱工作的必要环节”。95 后第一份工作维持时间缩减到七个月，一份工作的意义常常是通向另一份工作的跳板。
如果退休是自由的分界线，什么时候才能退休？
顾问公司万宝华（Manpower Group）的一项调查发现，80、90 后当中，有 18％的人觉得自己要永远工作下去，到死也不会退休。
当“系统”开始被集体反思：被困在“不得不做的恶”里的一代
对商业、系统的反思并不是没有，从前社交网络的风气是自矜，“人均年入百万”，“泻药，人在美国，刚下飞机”，字里行间都是社会达尔文、精英主义，但 2020 年以来却是“批判资本家”，讨论“内卷”，热闹程度最后使这个词的含义无限扩张，到如今的“万物皆可内卷”。
但对于每个“小镇做题家”“打工人”“海淀妈妈”来说，退出竞争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甘心的——即使这会让所有人“越来越卷”。
错误的选项下没有正确的生活可言。在社交网络，就着娱乐事件、综艺、电视剧情节展开关于代孕、阶级、性别等话题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讨论习惯。娱乐圈的“流量至上”看起来不合理但几乎构成了粉丝向偶像表达爱意的唯一渠道，一些女权主义者以锱铢必较的姿态提倡性别平等，矫枉过正，但在问题被纠正、境况好转前却只能如此。
这一代人的生活里充满了这种“你知道这样不好，但你只能这样”的不得不做的“恶”。
知识全能，和知识恐慌的一代
自打人类从印刷时代进入电视时代，成人和儿童的区别就开始被一步步消除。理解这种大众媒介不再需要经年累月的学习、沉淀，如《童年的消逝》所说，“人们看电视，人们不去阅读电视，这对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傻子和智者都没什么两样”。
而电子媒体则进一步把世界范围里的时空差异去掉。重大新闻会在第一时间通过通知唤起全球各地的手机，获取知识时，门槛的差异变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身份各异的人很可能共享无差别的价值观、情绪和梦想。
互联网发展史划分出了两代人：数字化原住民和数字化移民。在互联网上，70 前人群就像是迁移到陌生大陆的移民群体，而数字原住民则如鱼得水。这种网络带来的早熟引发了“后喻”现象。过去年龄就是阅历，老人垄断了知识，每诞生一个婴儿，他的一生能够被预知个差不离。但如今年轻人在某些方面的知识已经超越父辈，在经验传承上出现断层，需要面临无章可循、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
“催熟一代”是网络原住民，或对网络没有陌生感，他们接触到的信息、讨论的话题、看的电影跟他们是 80、90 还是 00 后没有太大关系。
他们从小就接受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从营养、健身、沟通、视频制作、情绪控制、时间管理，到政经、艺术、哲学。广告里说的是，不会 python 不配做职场人，社交平台的潜规则是，不懂女权就不要随便开口。一代人在新闻、电影、书籍、音乐、脱口秀、速成课、纪录片中，习得了很多套路、系统规则，也建立起许多对平权、环保的意识。
况且当代生活里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从飞机到比特币，一切原理都可以被了解——只要你愿意。
回到代际的话题，关于它的一个终极疑问是，90、00、XX 后的分类最终会被遗弃吗？
可以肯定的是，靠五年、十年把人分类的方法正在式微。一种说法认为，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世代对立”走向终结将是大势所趋。比较典型的观点来自《圈层效应》，这本书相信，技术的简化和便利终将使所有世代联合在一起，因此 Z 世代很可能将是 21 世纪的最后一个世代。
当“世代”无法定义一个人，同龄人间的差异很可能会大于年龄不同的人，这可能是一个社会稳定、价值多元且被充分发展的结果。而目前，年轻人最大的共同特征或许就是“催熟”和“催熟”带来的时代性格。对于当代青年，这意味着早熟的生长痛，但也不像过去某些时代，所有人被强迫以整齐划一、同样模糊的面目出现。
“催熟”留下的空间有超过本时代的意义。斯坦福教授罗伯特·波格·哈里森在《我们为何膜拜青春》梳理了年龄的文化史，书中提出，逼年轻人住在一个缺乏历史深度或密度的“现在”，对“年轻”并无好处。
哈里森认为，尽管现代社会人人推崇青春，但推及本质，每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古人。“若就灵魂层面而言，我的年纪至少老得不亚于摩西、荷马和但丁，因为他们的遗产造就了我的部分精神自我。我性情气质中的19世纪成分断然要多于21世纪成分，我宇宙观中的多元天体成分断然多于广义相对论成分，我文化地图中的古希腊成分也断然多于互联网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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